基于中国情况下大都市区概念的有限理论适用性以及大上海大都市区的规划实践，本文提出了对“都市区”概念的中国理解，将其核心内涵从通勤区扩展为多功能区。进一步提出利用空间规划的编制作为促进都市区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都市区规划以空间规划为基本属性，同时体现经济和社会安排的内容。它可以成为成员城市之间基于共识的约束性合同。在规划实践中的技术创新方面，本文首先建议采用“以问题为基础、以目标为导向、以行动为驱动、以空间为导向和以实施为指导”的方法，形成“目标（指标）-战略-行动-机制”的框架，以实现协同目标。其次，空间规划应关注“底线因素”以及“协同因素”，从生态格局、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推动区域治理模式转变的传导机制等多个维度建立区域空间组织的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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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四五”时期，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以及新发展理念，中央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将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十四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应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建设现代大都市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入实施协调区域发展战略”，并指出“要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区为基础，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在开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建立现代大都市区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子领域（Yin et al., 2023）。大都市区也是协调区域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等多项国家战略的空间载体。与大规模城市群相比，大都市区的规模更适合所有利益相关者有效开展协调行动。
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大都市区承担着协调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使命。一方面，作为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本组织单位，大都市区已成为促进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关键，参与国内和国际循环，以及全球竞争。另一方面，大都市区也被用作协调资源要素配置的空间单位，提高整体安全性和韧性，确保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为了促进大都市区的高质量发展，建议将国家意志与地方需求相结合，不断创新空间规划技术和协同治理机制。在此背景下，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共同编制了《大上海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以下简称“协同规划”）。协同规划于2022年1月由上海、江苏和浙江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同年9月召开了促进其实施的会议。协同规划可以视为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和舟山九个城市之间的发展蓝图和合作合同。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大都市区的理论内涵及空间规划技术的研究。然后基于大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实践（简称“GSMA”），扩展了中国大都市区的理论，并提出了其空间规划的技术创新，旨在为中国其他大都市区在规划制定和区域空间治理方面提供指导。
大都市区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和日本。为了应对超越城市边界的日益增长的空间形态，美国建立了大都市区以便于就业统计。日本模仿美国提出大都市区用于区域规划，干预核心城市的过度聚集。自大都市区概念引入中国以来，对其内涵的讨论持续扩展。随着理论与规划实践的相互促进，大都市区的规划技术不断被探索。
2.1 大都市区理论内涵的演变
大都市区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从功能内涵到空间内涵，再到治理内涵的扩展过程。大约在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学者们普遍认为，大都市区是一个基于经济联系的功能区域概念。为了充分激活其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潜力，大都市区内的功能布局和产业协同成为研究的重点。例如，沈(1993)提出，大都市区是一个跨越城市边界延伸到邻近地区的城市，持续加强相互经济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甚至一体化的区域。
2000年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形成大都市区的空间内涵，包括内部圈层结构和与其他区域概念的空间关系。正如张等人（2001）所指出的，大都市区具有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镇及其邻近城镇以及具有整合倾向的区域组成的圈层结构，通过合理的分散发展实现选择性聚集和群体空间优化。在空间关系方面，方（2009）指出，在聚集和扩散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城市-区域”发展的连续谱，即“城市-大都市区-城市群-特大城市”。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政策工具属性得到了加强，对大都市地区治理内涵的研究也有所增加。沈等人（2023）指出，中国的大都市地区是一个跨城市的空间治理单元，以大都市为核心，组织周边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其内部因素高度流动且广泛共享。
在中国，关于大都市区理论的最大争议之一是是否应参考美国和日本，并以外围地区到核心城市的通勤率作为定义空间范围的基础，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是根据一小时通勤区来确定大都市区的范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9年提出的《培育和发展现代大都市区的指导意见》将大都市区定义为“以具有强大辐射和驱动功能的特大城市、超级城市或大城市为核心，以一小时通勤区为基本范围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张和孙 (2023) 认为大都市区应回归通勤圈的本质，其空间范围不应像城市群那样大。
相对而言，另一种观点是通过全面考虑多个功能连接来确定范围，而不局限于通勤区域。2024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大城市区域空间规划实务守则》将大城市区域定义为“以具有强大辐射和驱动功能的城市为核心的综合区域，以一小时的交通和通勤区域为基本范围；该区域经济活动紧密相连，通勤设施高效，公共服务共享”。张和赵（2023）指出，中国的大城市区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通勤圈，工作与居住分离的价值取向以及长途通勤不应被过分强调。沈等（2023）提出，大城市区域的空间范围应满足一天的商务出行需求，这意味着核心城市可以通过城际铁路、高速铁路和其他交通方式在一小时内从站到站到达。
2.2 大都市地区空间规划技术的探索
在中国背景下，大都市区空间规划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划实践蓬勃发展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是在21世纪初。规划理念和内容框架最初建立，为中国的大都市区规划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在2019年“建立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之后，大都市区的规划逻辑经历了转变，技术方法进一步深化。
大都市区规划在早期主要是为了增强核心城市的竞争力，主要反映了上级政府的意愿。技术思路是基于区域背景分析，制定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空间组织、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和环境保护、区域空间控制等；此外，规划还可以提出近期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的要求（Zou and Wang 2005）。在空间组织方面，关键是组织核心城市的功能区和区域发展的主要走廊，促进围绕城市空间发展和生态约束的要求进行空间整合，并提出反映强制性和指导性治理手段的有针对性的控制要求（Zhang 200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跨境空间发展、资源配置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时代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应强调协调发展，关注领土空间的发展与保护的整体格局，各系统要素布局的协调，以及相邻地区的跨境治理。首先，大都市区规划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跨境协调规划，应加强底线控制和主动引导，明确领土空间的整体格局（Chen et al. 2022）。同时，大都市区规划突出了空间作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资源的重要作用，以规划目标引领区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指标体系、空间资源优化规则、跨境区域的空间合作是关键内容，应与部门职责相匹配（Xu et al. 2019）。在要素布局协调方面，大都市区规划引导大都市区内关键发展要素和重要公共资源的跨境合理配置（Zhang and Hu 2023），如区域生产空间、生态网络、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Chen et al. 2022）。关于相邻地区，跨境区域在缝合空间缺口和推动大都市区腹地发展方面发挥着作用（Fang et al. 2022）；大都市区规划确定了对跨境区域的分类控制要求，跨境交通走廊应进行协商和连接（Nanjing Planning Bureau, Nanjing Urban Planning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2016）。
总之，自从大都市区引入中国以来，经过约30年的发展，理论和规划技术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学术界对其概念和空间范围的定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研究与规划实践的结合也不够紧密。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以及新一轮的大都市区建设热潮，进一步明确中国大都市区的概念并理顺大都市区规划的基本逻辑，迫在眉睫，以更好地推动现代大都市区的规划和建设。
根据上述文献综述，作者整合了大都市地区的功能内涵、空间内涵和治理内涵，并提出了中国大都市地区的属性，即一个具有功能相关性、地理邻近性和行政完整性的空间单元。通过确定空间范围，作者提出了中国大都市地区的新定义，并根据其区域特征对大都市地区进行了分类。
3.1 属性：一个具有功能相关性、地理接近性和行政完整性的空间单元
在新的发展格局下，都市区承担着发展和协调的双重责任。首先，它具有功能价值，通过在产业、创新、商业等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提升整体区域竞争力。其次，邻近地区与都市区核心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同时，应从生态韧性和安全的角度考虑流域系统的完整性，以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Sun et al., 2022）。第三，有必要结合上下级行政实体的需求，确保区域资源重要协作单位的完整性。考虑到未来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时空压缩效应，都市区的空间范围并非静态的。相反，只有动态调整的空间范围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以大上海都市圈为例，它基于地理接近性，关注紧密的功能相关性，并考虑到行政治理的完整性。它由9个城市组成，分别是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和舟山（图 1）。该地区属于长江下游、杭州湾腹地和太湖流域；其发展中心已从太湖周边转移到京杭大运河沿线、长江沿线，随后到达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全球城市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GSMA也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横向产业联系紧密的地区；依靠多个中心的共同发展，该地区呈现出大规模集群和紧密链组织的产业特征。此外，GSMA还承载着地方对区域合作的期望。在讨论和制定协作计划工作方案的过程中，许多周边城市表达了加入大上海都市圈的意愿，而规划范围的定义本身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共识的结果。未来，GSMA的空间范围也将根据多个行政实体的意愿保持开放和可增长。
图 1
大上海都市区的空间范围图。来源：2022年大上海都市区空间协作计划
3.2 定义：从通勤区到多功能区
作者认为，确定通勤区域的方法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基于一小时交通区域来定义大都市区域的空间范围更为合理。中国对“城市”的定义与西方国家不同。“城市”在中国指的是“管辖区域”，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区域。以当前的交通方式，通勤者基本上在一小时内无法离开市辖区（Zhu et al., 2022）。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中国的跨城市通勤连接通常受到限制，但其功能密切相关。例如，上海大都市区的平均每日商务出行规模是跨城市通勤的两倍；而商务出行占一个月内总出行人口（包括通勤者）的40%。此外，文化、休闲和旅游的连接也非常显著；生态环境优越的城市，如湖州，已成为休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因此，中国的大都市区域不应拘泥于“通勤圈”，而应向以商业圈、沟通圈、休闲圈和文化圈为代表的面向未来的多功能区域发展。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了中国都市区的以下定义：都市区是一个跨行政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围绕具有强大辐射功能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以一小时通勤范围作为基本范围；它由与核心城市在产业、商业、公共服务、休闲等功能联系密切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组成。
3.3 分类：基于区域特征的大都市区分类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差异显著。大都市区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协调基础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充分探索大都市区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可以从规模、功能水平、发展阶段和空间组织等维度根据区域特征进行分类。通过分类，更容易指导各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的识别和规划策略的制定，有针对性地解决其关键问题。
首先，大都市区和大城市区的内涵特征可以根据规模和功能水平进行定义。为了进一步突出大都市区的辐射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建议将包含特大城市和超级城市（城市常住人口≥500万）的城市区，以及核心城市的功能水平达到全球城市水平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香港，认定为“更大都市区”，而其他则称为“都市区”。
其次，大都市区可以根据发展阶段和空间组织的多样性特征进行分类。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进行分类指导。从空间组织的角度来看，大都市区可以分为多核心、双核心和单核心类型。例如，苏州-无锡-常州大都市区有三个核心城市，而酒泉-嘉峪关大都市区是双核心类型。
此外，具有重大国家战略安全意义的边境大都市区域的培育应受到高度重视，例如西宁大都市区和拉萨大都市区。尽管这些核心城市的常住城市人口并不多，但大都市区的建设对稳定边境具有巨大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区域规划的实践已从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类型逐渐多样化。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这些自下而上的规划在规划定位、规划名称、规划范围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未形成统一的范式。同时，它们也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因此实施进展相对缓慢。
2019年后，在“建立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下，传统的城市圈规划面临优化和转型。“大上海城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是新时代中国第一个跨省空间规划和第一个城市圈空间规划。在规划技术和组织方法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探索。
4.1 规划定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都市区规划的定位并不明确，主要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主导的开发规划所主导。自2021年以来，南京、福州、成都、长沙-株洲-湘潭、西安、重庆、武汉、郑州等大都市区的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主要集中在目标、功能、战略等方面，而对空间协调和行动项目的关注不足。至于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除了协同规划外，还有多个实践正在准备中，例如“武汉大都市区空间规划”和“现代首都（北京）大都市区空间协调规划”。
一方面，作为为未来制定的行动安排，回应时代的不确定性，大都市区规划从区域规模出发，在国家战略要求和地方愿望下规划长期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战略指导的作用。另一方面，领土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基础性特征决定了空间协调的重要性。区域协调中的问题首先体现在空间发展的不和谐、不平衡，甚至冲突。因此，大都市区规划也需要在空间控制中发挥作用，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空间规划的战略指导下达成共识，可以对空间发展进行战略性和系统性的安排。通过空间控制，为战略安排的实施提供支持，引导不同领域关键发展要素和重要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更好的发展。
因此可以看出，大都市区规划的战略指导和空间控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作者认为，大都市区规划应以空间规划作为其基本属性，同时体现发展规划的特点（Xiong et al., 2022）。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政策文件《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其实施》，大都市区规划基本上可以被归类为空间规划体系中特定区域（流域）的专项规划。它作为跨区域空间协同治理的指导原则，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进行整体协调。一方面，充分落实国家要求，深化《国家空间规划纲要》和省级空间规划的内容。另一方面，全面尊重各地的发展现实，为市（县级）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或修改提供依据。此外，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应在具体工作中与国家、区域和地方发展规划充分对接。
4.2 技术思路
根据国家对大城市地区发展的总体要求，并结合地方规划实践，建议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可以遵循“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以行动为驱动、以空间为导向和以实施为指导”的原则。应重点研究和评估当前状况，凝聚共同愿景，协调多系统因素，多层次空间协作，以及保障机制，提出影响区域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可行和可实施的规划成果 (Xiong et al., 2023)。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建议结合顶层设计和行动任务，形成“目标（指标）—战略—行动—机制”的逻辑框架，并基于强调“底线因素”和“协作因素”的技术方法，大城市地区的空间规划将促进共同愿景的实现。
4.2.1 形成“目标（指标）-策略-行动-机制”的逻辑框架
由于涉及多个行政实体，大都市地区的空间规划应从对当前状况的充分研究和评估开始，充分响应国家战略要求、地方愿望和人民期望，制定一个汇聚各方共识的共同愿景，推动该地区高质量、高标准和高水平的发展。同时，应确定一个核心指标体系，将定性描述的愿景转化为可感知、可测量和易于比较的定量指标，通过监测指标值的变化，可以评估计划的实施情况。
例如，协作计划提出了“发展一个优秀的全球城市区域，同时转变为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和更具整合性的都市区”的愿景，反映了“上海总体规划（2017–2035）”的价值导向的延伸和扩展。从创新、流动性、生态和人文四个维度制定了四个子目标和相关规划策略，并在这四个类别下确定了核心指标。根据评估要求，这些指标可以进一步分为底线指标和合作指标。底线指标单独评估都市区内的9个城市，要求每个城市都满足指标要求；合作指标对应于都市区的整体水平，要求9个城市共同努力满足指标要求。
其次，空间规划中应明确与发展目标相对应的各种空间协调策略，采取行动导向的方法建立多主体协商的平台。应明确各城市和部门在实现目标中的责任，探索促进计划实施的最佳路径和措施。
最后，在保障机制方面，空间规划应明确规划协议、实施、评估和维护的机制，贯穿整个过程。鼓励建立开放的咨询平台，探索多方主体参与实施的机制。
4.2.2 建立一种技术方法，强调“底线因素”和“协作因素”
大都市区规划的内容不能包罗万象，也不需要涉及单个城市内部的问题。相反，有必要从两个维度明确关键的规划内容：大都市区的整体规划和城市间关系的调整。因此，集中控制共识的底线和各种系统因素的协调是可行的（Xiong et al., 2021）。一方面，作为实施国家和区域战略的关键责任，大都市区规划应坚持底线思维，并共同遵守在更高层次空间规划中提出的底线。另一方面，个别城市对自身发展给予了充分考虑，但由于行政管辖的限制，城市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这很容易导致大量系统不一致。因此，如何促进各种系统因素的协调已成为成员城市关注的焦点，也是规划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底线控制主要涉及对结构因素的联合控制和对重要边界的限制控制。例如，在结构控制方面，协同规划提议实施主要功能区的定位，细化关键生态功能区的分类，并区分控制政策。在边界控制方面，提议控制重要生态保护区，并协调长江入海口等关键区域的生态空间边界。
系统协作主要关注各种系统因素的整体布局和跨界连接，通常包括生态环境、综合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重大安全系统等维度。例如，协作计划通过系统行动在八个领域协调各种协作因素，指导各领域和城市的专项计划编制。针对每项行动提出具体的协作目标、策略、保障机制以及重大项目，并由各城市的责任部门实施。
4.3 空间组织
中国传统区域规划的空间组织方法以“三区一网”理论为中心，该理论由宋和顾在1988提出，指的是区域空间结构、层级规模结构、功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组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历史背景下，“三区一网”理论通过明确区域的发展顺序、有效引导经济活动向城市空间聚集、加强核心城市的功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该理论存在几个局限性，即关注城市而非农村，关注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以及关注规模和等级而非功能特征（张和刘2014）。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卡斯特尔斯 (1993) 提出了“流动空间”理论，将城市视为网络中的“节点”，城市之间的连接也从层级连接转变为网络连接。同时，快速城市化加剧了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因此，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因此，当前的区域空间组织应与“多中心和网络化”的演变趋势相匹配 (Hall and Pain 2006; Taylor, 2004)，并以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空间模式为指导。新时代大都市区域的空间规划将重点关注城市、农村和生态空间，强调全域的整体规划，结合保护与发展 (Ma et al., 2022)。大都市区域的空间组织技术框架可以从生态模式、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传导机制等多个维度建立，称为“三个系统和一个机制” (图 2)。
图 2
“三系统一机制”技术框架示意图。来源：马晓、林晨、陈阳等（2022）。基于大上海都市圈规划的区域尺度空间规划技术框架研究。《城市规划论坛》，2022（2）：65–71
4.3.1 生态模式系统：锚定生态保护空间以确保安全和韧性
当大都市区的概念引入中国时，重点在于区域经济空间的再分配。以竞争力为导向的城市扩张是主要主题（Shen et al., 2023），而当时的城市规划缺乏对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在生态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清澈的水和郁郁葱葱的山脉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因此，有必要改变发展模式，优先建设生态安全格局。
面对生态和环境约束的挑战，上海大都市区强调生态保护空间的锚定。首先，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主要功能区战略已共同实施。协作计划构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同保护太湖、长江生态带、钱塘江生态带、沿海生态带以及连接山、河、湖、海的多个区域生态廊道的生态核心（图 3）。其次，协作计划关注食品安全、环境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控制等重大战略问题。它对陆地和海洋的生态底线提出了严格约束，协调成员城市关键区域的联合生态保护，并实施沿海关键区域的生态修复。
图 3
大上海都市区的生态模式规划。来源：2022年大上海都市区空间协作规划
4.3.2 城市功能系统：通过多个节点增强功能系统以实现分工
从城市区域演变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功能节点的出现代表了区域分工的高级形式，全球中心由具有地方嵌入性的全球城市的功能范围所支持（Scott, 2001）。大都市区的特点是功能互联。因此，在城市系统规划方面，应优先考虑基于城市功能的多节点分工，而不是以规模和等级为导向，突出每个节点城市的功能优势和特征。
借鉴英国城市群和日本东海道城市群等成熟城市区域的节点组合模式，上海大都市区建立了五个层次的分工：1个全面领先的全球顶级城市，3个实现多维平衡的综合全球城市，6个在特定领域表现突出的专业全球城市，12个具有独特特征的全球功能节点，以及19个服务于当地社区的全球功能支持节点（图 4）。这一分工围绕全球城市的五个核心功能组织，即“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航运、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文化交流”，超越行政边界，以区和县作为基本功能单元。
图 4
大上海都市区的城市功能系统。来源：2022年大上海都市区空间协作规划
4.3.3 空间结构系统：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紧凑和开放式空间结构
大都市区是一个具有“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双重属性的城市区域（Zhang and Zhao 2023）。关于新一轮大都市区规划中的空间结构，重要的是要遵循要素多向流动和节点匹配的基本规律，从“点轴”规划转向开放导向、多中心和网络化的模式建设。覆盖广泛的城乡空间，从而进一步促进各功能节点与城乡空间之间的互动。
《协作计划》提出了“走廊主导”和“网络流动”的核心概念，这将通过“走廊主导”的方法实现紧凑发展，并通过“网络流动”的方法实现高效合作。首先，它专注于培育七大区域发展走廊，作为促进区域要素聚集和流动的空间框架（Zheng et al., 2017），形成互联互通的多走廊空间格局（图 5）。其次，它旨在通过培育多个区域发展次级走廊来加密多层次网络，匹配多节点模式，并将未在主要发展轴线上的节点区域纳入整体结构。第三，它加强了多层次轨道交通的支撑作用，通过更平坦和更公平的设施布局，促进节点之间要素的更高效配置和流动。
图 5
大上海都市区的空间结构规划。来源：2022年大上海都市区空间协作规划
4.3.4 分层导电机制：建立多层次空间协同导电框架
大都市区具有较大的空间范围，并且存在多层次的跨界协调。各级行政实体面临的问题和合作的重点不同，因此实现空间协作需要多个层次实体的共同作用。以往的区域规划相对缺乏对跨境地区关键问题的关注，整体协调手段相对薄弱 (Guo and Wu 2019)。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跨境协调，本文建议在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中划分不同的空间尺度，并建立分层的空间协作平台，以实现空间要素的分层传导和规划目标及策略的逐级深化实施。
《协同规划》探讨了建立四层空间协调框架，即大都市区、战略合作区、协同示范区和跨境城镇群。聚焦于创新、交通、生态和人文四个关键协同要素，基于刚性管控与灵活发展的结合，提出了协同治理的差异化策略和关键行动。例如，大都市区（区域层面）侧重于建立整体战略愿景和构建一体化发展框架。在战略合作区（市级）层面，强调协调市级之间的主要战略空间，通过重要生态资源（如河流、湖泊、河口和海湾）深化关键领域的协同战略和行动。在协同示范区（区县级）层面，重要的是实施战略合作区的关键任务和行动，深化跨境融合项目和各领域的协调。在跨境城镇群（乡镇级）层面，突出城市融合，促进跨境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和城乡基础设施规划的整合。
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是在中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的新事物。在国家协调区域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指导下，基于“上海大都市区空间协同规划”的实践，本文全面考虑并创新性地应用了中国大都市区的理论和空间规划技术。它解读了“ metropolitan area ”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探索了大都市区空间规划的中国解决方案，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精神，具有庞大的人口、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质和文化伦理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空间规划完成并进入实施阶段后，还需要探索一种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域空间治理模式、多层次跨境谈判平台以及协作机制的持续运作。通过联合行动和机制创新，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可以有效实施，从而促进中国大都市区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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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获得任何财务支持用于本研究、作者身份和/或本文的发表。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竞争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