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贸易战，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现？我们金融系统的活力和灵活性掩盖了我们生活在中国贸易战胜利后的程度——在这场胜利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使发达国家面临贸易竞争，还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恶意努力。中国从我们自身的无意错误和经济扭曲中获利。我们失去的生产能力和外国出口市场表明，天真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观点对于日益千禧年的中国领导层对国际体系所带来的挑战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为制造强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希望拥有白领工作，而华尔街则不鼓励公司持有可能拖累投资者股本回报的麻烦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可能会累积监管责任或变得过于昂贵。严酷的工业工作条件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轻资产企业结构的新关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强大的激励机制，促使生产外包。我们现在本能地进行外包，重复着关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灵活性的过时理由——即使外包会损害国家经济利益。
与此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不可能的目标，按照其国内和国际政治目标重塑了世界。七国集团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并没有提供指导，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和出口的中心。同时，旧华沙条约从未能生产出任何令人渴望的东西，除了原材料。二十年前的分析师们没有预见到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制造国的崛起，也没有预见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将有效地使数亿曾生活在贫困条件下的公民城市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迟到发展达到中上收入国家的标准应被视为一场人道主义的胜利，证明了过去全球主义者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是一场灾难。七国集团的制造能力受到侵蚀，技术工人和配套产业也随之流失。二十国集团被迫沦为中国这个贪婪国家的卡车农场和矿业营地，损害了它们自身的工业化前景，并巩固了它们作为经济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每个国家，甚至美国，都在其供应链中出现了无数中国依赖。我们通常在技术上能够生产相关产品，但没有潜在的本土制造商能够获得融资来做到这一点；相反，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能力和以中国价格的多倍浪费补贴本土制造商之间做出丑陋的选择。
G7 分析师通常将此框架化为劳动力成本。毫无疑问，这些是一个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通常在每小时 2 到 4 美元之间。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在定义上也在同一范围内，而这些国家在供应链和产品类别方面显然缺乏中国所享有的杠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是“接受者”，而不是“制造者”。这些国家无法指向三十年的高平均增长（无论基础多么贫弱），同样也没有中国在原材料加工、供应链、港口和物流以及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如此不平衡的贸易差额或如此明确的计划来实现对其竞争对手的去工业化。简而言之，廉价劳动力对中国制造业突出地位的解释在今天的中国增长驱动因素上是严重误导的。它假设了国际贸易中一种财务中介的动态平衡，而这种平衡是虚幻的。
在1990年代，全球主义者认为开放中国消费市场将为G7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这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例如，无线移动公司在几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G7进口商在保留知识产权和分销的同时获得了廉价的专业制造。但总体而言，尽管中国消费部门对G7公司来说过于庞大而无法忽视，但贸易平衡极度倾斜，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G7国家通过债务和技术转让为制造业的消费节省买单。
这种情况最终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西方金融体系的黑暗反映。因此，我们必须在致力于维持这个腐蚀性体系和进行最初痛苦的政策调整以实现我们自己的社会目标之间做出选择。而且我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危机已经在进行中，我们应对它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曾经意味着廉价、冗余的浮萍。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从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车、超现代微芯片，以及全球一半的船只应有尽有。中国自豪地称自己为“世界工厂”；中国外交官高大伟最近告诉英国记者安德鲁·马尔，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制造商，并不认为英国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对手，构成威胁。1 考虑到中国巨大的贸易量，以及由此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造成的巨额贸易赤字，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评论。中国的产品现在对世界上最先进的供应链至关重要。在一些重要的产品类别中，中国公司现在是关键投入的唯一供应商。
这一发展是最近的。邓小平著名的“南方之行”在比尔·克林顿成为总统前大约一年进行，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更像是工作马产品的来源，而非先进产品。七国集团似乎相信，或者中国会实现民主化，或者它将停止在增长和复杂性上的上升。因此，中国的生产应当受到庆祝。它将通过降低消费品的成本来惠及西方生活方式。它将刺激中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它将增加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同时中国人民将摆脱可怕的贫困——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这些信念在1992年并不不合理，也许在2012年也不算不合理，但在2024年必须被视为完全过时。中国在没有实现自由化的情况下现代化。中国是西方公司的一块大市场，但这个市场远小于中国公司在西方市场的份额。西方国家发现自己在技能下降，失去基本的工业能力。3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一个永久的安全威胁，因为它向西方销售的一些产品被广泛认为充满了间谍软件和杀手开关。
当前的趋势线是灾难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主导电动车和电信领域正在展开的革命；中国的制造能力远超七国集团国家，并且在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衰退的情况下，拥有增强其军事能力的经济深度。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其他发达国家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当前的安全秩序构成军事风险，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金融和贸易风险，同时也是对数亿在发达国家工作的工人的生存风险，他们将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支持第一世界生活方式的零工和服务工作中。在2024年，我们必须面对关于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做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重新夺回优势并超越他们的艰难问题。
一个严肃的回应
首先，诊断。在金融和会计领域，美国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教训中学得过于透彻。那个时代的远见卓识公司，从Teledyne到Berkshire Hathaway，认为企业资本的有效使用将优秀管理者与平庸者区分开来。4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资本往往被错误配置，企业领导者因此通过提高股东回报来建立他们的声誉（和财富）。然而，对最高资本效率的追求最终创造了奇怪的激励机制。华尔街理想的公司变成了没有资产且利润无限可扩展的公司。像造船或钢铁制造等以制造为基础、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伟大美国公司，被鼓励并最终被迫将其制造外包到海外——这并不是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或提高产出，而仅仅是因为将制造外包给外国第三方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他们无法外包，他们就完全放弃了产品类别，这意味着美国完全失去了这些行业和能力。很难在过去三十年中观察华尔街的趋势而不得出一个扭曲的结论：在华尔街看来，资本的最有效使用是将其投入金融资产或软件公司的估值中。
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这场赌局中持有相反的立场。显然，中国相信，拥有硬资产和制造能力是有益的，不仅因为它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还因为它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协同效应：高技能的工业劳动力、更快的原型制作周期，以及对供应链的掌控。三十年过去了，真的有人能说中国的赌注是错的吗？
其次，治疗。美国和其他西方七国盟友不能再依赖单一的“敌友”来运作。任何合理的处方必须振兴美国工业，以减少贸易失衡，将重要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幸运的是，美国不必从头开始学习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复制一些策略，不仅来自我们最成功竞争对手的工业政策，也来自美国自己的过去。
确实，中国在五十多年前就明确将工业化视为安全问题。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外商投资与GDP的比率从未超过0.54%，在1990年之前也未超过0.88%。只有在1992年，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欢迎外资时，这一比率才迅速上升，到1994年达到了5.99%。5 而且，当时的外资几乎完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行业，其他大多数行业和活动都受到严格保护。6 这使得中国能够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出口产业，同时实现产品的本土化，而不至于通过破坏无数的就业和社会安排来打破中国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简而言之，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仅是其银行贷款账簿盈利能力的产物。这是在一个结构上仍然封闭和保护主义的经济中做出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选择。它故意避免了休克疗法。我们也应该像中国领导层一样，考虑利润的成本。
第三，中国的计划：尽管关于中国不可捉摸或共产党秘密性的愚蠢刻板印象依然存在，但中国有着活跃且健谈的媒体，而中国共产党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尽管这对西方来说可能显得奇怪，但中国始终公开且反复地将所有赌注押在通过实现技术和生产优势来革命化国际秩序上。这些声明由高层领导人在重要的党和政府活动中以未翻译的中文发表，也出现在内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因此没有必要寻找虚晃：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由于中国显然打算追求这些计划，无论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如何，它们都是当今大国竞争的关键。我们不必认为它们是最佳选择，就可以接受它们驱动了中国政府的行动和选择。
工业政策
“工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如果你关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确实通过努力成为制造强国而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果和政治目标，那么我们就同意中国有一个有效的工业政策。审视中国的目标将开始解释中国选择手段的原因。
当工业政策有效时，通常始于土地改革。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将私人庄园合并为巨大的（且极其低效的）集体农场，而是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将多余的土地或旧贵族种植园转变为集约耕作的家庭农场，例如那些由小农拥有的，实际上是数百万个新成立的小企业。这促进了能够为国内工业提供需求的消费市场。事实上，中国在1970年代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显然集体农场完全无法满足其城市的食品需求。
与此同时，受到贸易壁垒保护但受到出口纪律约束的国内产业被迫不断改进、提升技能，并制造或购买资本货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政府将拒绝向他们提供外汇、出口补贴或运营贷款，而将这些资源优先分配给在出口市场上成功的国内产业。7
美国在十九世纪也进行了粗放而迅速的土地改革，当时国会向数百万小农民开放了西部的土地。在1850年至1930年的关键几十年里，不仅是美国，连同英国和法国的城市劳动力都消耗了美国的谷物。8 这一盈余的收入意味着美国中西部能够支持消费经济，而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这一动态在生产和资本之间创造了良性循环，并推动了美国世纪。
因此，今天美国部分地退回到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生存经济的状态，这令人震惊。确实，很少有人用砍刀割甘蔗，但同样的事实是，数百万美国工人已经陷入了与任何更复杂的生产形式明显无关的零工和零售工作。在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向我们保证，高价值的服务工作将取代衰退的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就业。（为了感受这种现象在里根后时代的普遍性，Primary Colors 中的比尔·克林顿角色在1991年建议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应该学习编程，因为“体力工作将转移到体力劳动便宜的地方——而那不是这里。”）现在很明显，这个承诺永远不会实现；相反，我们似乎将每个人都推向服务行业——并不是因为它总是比制造业更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
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变体是，尽管从国家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这并不理想，但对工人来说，进入体力劳动工作是个体理性的。这就是我们有义务教育的原因：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五岁的孩子在幼儿园，而不是擦鞋和叫卖报纸，我们会更好。大多数试图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最终都会回落到某种形式的体力服务经济。在前四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理解这一点，并在农民的背上艰难地走向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现在我们必须问，这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在一个资本投资于生产设备系统性不受投资者青睐的环境中意味着什么。
曾经是主要制造商的公司已成为主要的合同买家，以便将资产削减到最低限度。美国劳动力已分化为 (a) 企业的设计和金融专业人士，以及 (b) 零售的临时工；生产工人仅被勉强容忍，作为一种必要的恶，9 如果有的话。10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核心企业资产也由投资者拥有，而不是运营公司。要获取资本，你必须让华尔街分析师相信，投资于你将提供良好的回报，考虑到多样化、流动性、风险和时间范围；再次，我们看到华尔街推动公司尽可能多地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资产，因此，拥有和使用自有的制造资源往往会导致资本匮乏。
如果我们只谈国内情况，也许“轻资产”可以作为一种企业美德。但一个假设的有效性取决于证据，而中国的制度在使用不同的优秀公司标准时依然成功。最终的建议是尽量从中国的投资和会计中学习，以及对中国经济运作的公正分析——这可能意味着要拒绝一些之前被接受的关于它_应该_如何运作的观念。
最近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比较预算约束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严格预算约束确保只有立即盈利的项目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下的软约束则资助高质量、低质量和长期项目的混合。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一失败并不表明在资本主义下，软预算约束就没有整体的好处，即使许多 当前 的软预算约束，特别是在联邦政府中，需要立即进行严格审视。我对发展经济学文献的解读表明，由有效的金融监督和出口纪律支持的软预算约束，正是汉密尔顿或李斯特模式下的产业政策所旨在实现的目标。11 如果可以防止资本涌入房地产和交易资产，并将其重新引导到工业产能上，那么长期的工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这听起来令人怀疑，只需看看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工业历史。
失去的样子
[T]底特律的固特异标志上的坏消息，继续宣称1982年灾难性的汽车生产数字，可能比看起来更糟。这可能意味着不仅是日本制造了更好的汽车，他们有更新的工厂，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好，而且日本社会以其更大的和谐、更强的基本教育信念和纪律、更有限的个人自由，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做好了准备。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更加严峻的危机笼罩着美国。
—大卫·哈伯斯坦, 《清算》
今天，许多访问中国的游客都评论说这里感觉“现代”和“高科技”。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并没有访问云南或贵州的贫穷传统村庄。尽管如此，在2004年、1984年或1964年，没有美国人会对中国的任何部分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小工具和应用程序是一回事，即使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有几座摩天大楼。要评估中国高科技的真正含义，最好还是看看汽车。
2024年北京车展以前所未有的电池能力、令人震惊的低价位和惊人的复杂电子产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2 阅读关于此次展会的报道的美国人可能会想知道，吉利究竟是何时变得如此出色，或者手机公司小米是如何成为汽车制造商的。他们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因为一个先进汽车公司的平行宇宙已经出现，却在美国媒体中鲜有评论。我们可能不会很快在美国看到比亚迪或小鹏的经销商，但如果中国汽车继续变得更好、更便宜，我们将看到世界出口市场在我们眼前悄然流失——不仅仅是通用汽车或福特，还有标致、大众和丰田。全球汽车产业的年营业额约为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消费品类别，而中国公司从无到有，已成为竞争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运气。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生产出一流的国内汽车内燃机（ICE）。13 内部ICE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汽车工业的试金石，因为汽车驱动系统是制造汽车中最困难的部分。没有自己的ICE设计，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组装车间。ICE是机械加工、精密组件供应链和电子控制的巅峰。掌握它确立了汽车公司的独立性，因此也确立了其本国作为国际汽车出口国的地位。
然而，随着电动车行业的大规模出现，中国在内燃机（ICE）方面的失败几乎变得无关紧要。电动汽车不需要变速器或内燃动力系统，但它们确实需要极其复杂的电池和动力系统。在电池方面，中国是王者。因此，电动车的转型使中国公司能够跳过直到现在为止发展国际竞争力汽车工业的主要限制；这必然是自2014年以来出现的五个纯电动中国汽车制造集团（合众、蔚来、零跑、小鹏和小米）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如今的中国电动车电池产业起源于最卑微的根基：为外国消费电子产品（如摄像机和个人数字助理）制造售后市场电池。但中国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选择，投入资源到电池行业，超出了当时小型且不成熟的出口加工产业所需的资源。自1990年代以来，一些城市已强制要求使用电动公交车，十五年来，中国企业和政府一直专注于控制锂离子电池的锂加工。事实上，他们的行动远远超出了自由市场可能暗示的范围，甚至采取了如此极端的措施，从其他矿物的困境矿工那里收购，创建了一个澳大利亚锂矿业。14 自然，随之而来的研究和加工也被转移到了中国。
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寻求从未来的电动车转型中最大化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连续十六年成为单位销量最大的国家汽车市场，因此其国内市场具备单方面转向新技术的深度，以纯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转型。15 此外，它还将国内基础设施进行了调整，以便电动车转型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目前运营中的电动车充电站约有180万到270万个，16 而美国仅有162,000个。17
与此相比，美国汽车工业受益于对国内市场的紧密控制，但却遭受出口下降的困扰。美国在不受燃油经济性门槛限制的车辆上的专业化创造了显著的非关税壁垒，制造商附属经销商系统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宣布的对中国车辆征收100%的关税，是一种明确的贸易保护。但无论中国公司是否最终能够进入美国市场，也许通过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组装，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出口只会在其他地方增加。
今天，通用汽车在北美的汽车生产量大约与1982年持平，这低于五十年前的年度峰值生产量，并且约为丰田2023财年的生产量的60%。18 然而，生产数字不成比例地反映了美国国内市场，因为通用北美仅出口了大约六万辆汽车；总体而言，全球通用汽车的销售量约为丰田销售量的60%，在所有附属公司中国际销售量约为150万辆。相比之下，中国在2020年出口了大约一百万辆汽车，在2023年出口了大约五百万辆汽车。19 北美出口表现的下降通过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崩溃得以体现，20 其盈利能力下降约80%，市场份额下降40%，与2014年的峰值相比。考虑到定量和定性证据，似乎不太可能美国汽车制造商在短期内在出口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这是真的，可以公平地说，美国是一个受保护的市场，当地品牌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这种状态开始更像马来西亚的普腾，而不是昔日的美国巨头。
我们此刻不能拐弯抹角：这是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美国汽车工业雇佣了大约三百万工人，约占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的5%。1970年代和80年代汽车工业的裁员摧毁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从使大城市人口减少、贬值其房地产和工业资本，到使无数熟练工人失业，导致我们失去了他们数十年的潜在生产力。人们也不能忽视与家庭解体和暴力犯罪激增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假设1970年代的美国汽车工业需要改革。但毫无疑问，它的硬着陆导致了几代人的不适、救助和价值毁灭，并不是最佳的可实现结果。
在考虑历史类比时，谨慎是重要的，但很难不去想底特律对大型、盈利汽车的偏好，以及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不愿意现代化设计的态度，与我们当代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的电动车公司拥有的规模和国家支持远超五十年前任何日本汽车公司所能想象的。简而言之，中国的技术优势并不在于应用程序或闪亮新城市的华丽航拍照片。而是关于在全球汽车产业中成为主导者，并在此过程中摧毁一个主要的美国产业。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或自由贸易通过看不见的手分配资本的说法简直可笑——显然有可见的手在促成这一切。
在科技上大举下注
汽车工业在规模或复杂性上并不是中国高科技出口行业中的特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1 人们普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出口国的突出地位主要是由于低工资、环境和安全标准差以及货币操纵。人们可能合理地质疑，仅凭这些因素是否能够支持在尖端车辆技术中的领先地位。但无论如何，车辆只是整体情况的一小部分。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在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是美国的约七倍，尽管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22 这一数字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采用率相比，显得极为不合常理；事实上，中国单独安装的新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全球一半。通常，当自动化的边际成本低于劳动成本时，自动化就会取代劳动。23 然而，中国的机器人投资远远超过了中国工资水平所能预测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与其他地方的自动化投资相符，那么它们处于一个极端的趋势，这一趋势在韩国、日本和台湾也很明显。还应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机器人研究和制造之间的协同效应使其每元的投资回报高于其他国家，那么新机器人安装的成本门槛将相对低于其他地方。
这似乎很难用美国的投资理论来解释。实际上，美国的本土机器人投资仅约为工资水平所预测的70%，这表明在美国，替代工资的自动化仅是出于不情愿——可能是出于对外观的担忧，也可能是因为上述讨论的对资本投资的偏见。但中国是否真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敏感性？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推动这一点，就像它们推动中国在电池领域的战略投资一样？
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无法解释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但产业政策可以有所作为。今年三月，李强总理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发表了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优先事项和方向的声明。该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它优先考虑的不仅仅是扩大国内需求，如预期的那样，还包括(a) 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以及(b) 通过科学和教育增强中国，以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24 和能够推动人类迈向新技术前沿的科学机构。该报告让“西方观察者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在经历了多年的封锁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后，国家的需求处于低迷状态。25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反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赌注记录并不光彩。
在2016年，一份中共的顶级规划文件宣布了将中国打造成“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的目标。这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通常不是优先事项，实际上也不太可能，因为该国的中等教育完成率低于50%，农村学童常常缺乏眼镜并受到寄生虫的困扰。26 Tanner Greer和Nancy Yu指出，当代中国的知识文化受到清朝未能现代化的阴影影响，导致了巨大的内乱和“百年屈辱”。此外，他们引用了政治局委员和著名知识分子王沪宁在1991年的声明：“如果要超越美国，必须做到一件事：在科学和技术上超越他们。”类似的言论也出现在国家安全 aspirants 的官方教科书中。这种语言对美国人来说可能听起来既偏执又自大，因为自1812年战争以来，他们在国境内享有安全，并在享受七十年的美国和平中变得自满。中国人并没有享有这样的安全，任何关于他们意图严肃性的质疑都应该通过中国领导人显著、公开和明确的声明来解决。27 即使在较少好战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规划也被视为美中两种制度竞争的决定性向量。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受到中国政策青睐的技术都是物理技术，而不是软件。实际上，中国在2020年至2022年对软件公司的监管“打击”被西方媒体视为“任性”，这些媒体已经将技术与软件划上了等号。28 当我们说“科技巨头”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通用电气或雷神公司。但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先进技术时，例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学、遗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时，他们也指的是物理技术。例如，即使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也专注于工业应用，并且是与计算机科学分开的学术专业。29 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在明确告诉我们，它希望在技术上达到至高无上的意图意味着在超出常规的_物理_科学和_制造_技术方面的至高无上：最硬的硬资产。
在不削弱这一宏伟抱负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一使命声明将如何应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关切。即使中国的政治阶层确实将其未来寄托于利用技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领先地位，他们仍然需要维持公众支持。在中国科技现代化话语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沉默的术语是人力资本。
对中国人口下降的关注度很高，这一趋势始于2022年。30 这导致一些评论员预测，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期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中国将会在“富裕之前变老”（这一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31 一个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退休人员与工人的比例将高于经济繁荣时期的中国。这在制造业经济中是个坏消息，因为在“体力工作”中，退休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在显性上，较少关注的是中国的教育水平及其对实现全面发展的影响——或者它在推动中国追求技术霸权中的作用。
两个中国
中国各省人均GDP的地图结果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北京的人均GDP超过2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44,000美元PPP），但在33个行政区中，有10个的GDP低于10,000美元，甘肃最低，低于7,000美元。中国富裕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比美国更为明显——例如纽约与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差距。大约3.88亿中国公民生活在这些“贫困”地区。32
更重要的是，贫困省份的中国居民缺乏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机会：在全国任何地方居住的权利。中国的_户口_居住证制度限制了在原籍省份以外的永久居住权，因此限制了在该省以外拥有财产、上学或接受其他公共服务的能力。美国人对中国城市工人在春节期间进行的大规模返乡旅行感到惊讶。这不仅仅是传统——对于许多城市工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每年见到父母和孩子的唯一机会，因为他们的亲属可能无法合法居住在工人工作的地区。因此，中国的“伟大迁徙”是非法且不可能的。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migrant labor force 同时受到社会冲击的保护，例如繁荣城镇的贫民窟和与祖籍村庄的脱离，同时又受到机会的严重限制。可以将其与美国系统进行比较和对比：本文并不意图论证中国系统劣于或不道德；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农村生活和教育在人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部分原因是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可记忆的历史中是一个更贫穷的国家，完成中等教育的中国劳动力不到一半。
通常，一个受教育程度适中的国家前景黯淡，因为它难以向上提升价值链，往往停留在低制造业复杂度水平，如血汗工厂或装配厂。这个层次的产业比自给自足的农业更具生产力，但提供的机会很少，无法发展技能和技术基础，以便上升到一个完全发达的经济体。
这正是许多中国观察家预期1990年代新开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停滞的水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直到它能够达到与其他最近实现全面发展的国家（如以色列、台湾、韩国、新加坡和爱尔兰）相当的教育水平。没有人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跨越这一门槛，实际上，它只在某些地区做到了这一点。考虑到安全国家的权力以及户口和 migrant labor 系统的根深蒂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承受区域不平等方面比其他平均财富相当的国家更具能力。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必须问这个系统的长期稳定性。
当然，中国可以继续投资于尚未现代化的内陆省份的发展；然而，培养一支合格的劳动力需要很长时间。即使中国今年的十八岁群体能够立即实现100%的中学毕业率，并且后续的每个群体也如此，仍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将目前40%的非毕业率降低到仍然不足的30%。在任何对中共可接受的时间表上，都没有通往所需教育水平的路径。
回到中国工业：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生产有很多领域至少与全球任何竞争对手一样先进。这并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因为中等收入国家在资本化、教育水平和生产复杂性方面的差异较小。相反，它体现了一个高差异化的国家，包含一些比安哥拉更贫穷的地区，以及一些与波兰或葡萄牙相当的地区，但同时也定期产生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每年六枚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这还不包括“X因素”，例如与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和数十亿美元私人资本的侨民社区的联系、天文数字的贸易顺差，以及与海外资源生产的深度参与。
对中国人口结构和地理差异的理解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公开呼吁进行技术和制造业的重大突破，即使它故意造成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软件公司市值的损失——必须说的是，这并没有明显阻碍其在电信、芯片设计或出口制造方面的持续进展。33 中国政权认为，持续的制造和出口优势是生存利益。中共领导层进一步认为，其大部分人口目前无法达到所需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它决定将智力资源和投资资本从软件和金融部门转移到它认为将人为提高普通中国工人生产力的应用上——如果没有这样的干预，他们的最佳选择将继续是低附加值的汗水工厂和装配厂类型的制造业。这是在最高可能的规模和最高可能的利益下的产业政策。它揭示了中国政府高层积极反对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和正和国际贸易。以这种形式存在的贸易体系将无法促进中共体系内的发展成果，而中共认为这些成果对其作为中国社会管理者的持续可信性和生存能力至关重要。
两个美洲
是时候让美国承认它有一个中国问题了。你不必相信另一个行为者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但可以相信它真诚地激励着他们，并且他们会根据它采取行动。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 unfair trade practices”的投诉无疑与贸易本身一样古老。目前，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提高汽车关税，我们看到了一轮新的投诉。西方国家以中国的工业补贴为理由来证明他们的关税，而中国则称西方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是不公平的。与其试图在某个宇宙正义的法庭上解决这个难题，不如问问每一方应该希望实现什么。
中国的利益显而易见。如果中国成为国际汽车贸易的主导者，它希望为国内企业确保一个巨大的市场，使它们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并使数以亿计装满传感器、无线电和固件的车辆在世界每条道路上常态化。这些智能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但对这些市场的控制还将削弱中国常常称之为地缘政治对手的国家，使它们因经济动荡而陷入内部冲突，并为中国在被认定为国家优先事项的技术领域的持续工业学习提供资金。
美国的利益也显而易见。从短期来看，这是一种保护主义，这在政治上总是狭隘地受欢迎。人们希望这不会变成对不具竞争力行业的单纯贪婪保护主义，这在长期来看总是失败的，而是标志着一种工业政策的开始，旨在应对美国社会中潜在的危机。
在中国，我们无法谈论工业学习和工业政策，而不接受去技能化以及北京政策在美国的镜像效应。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否掩盖了在国家利益上应当留在本土的技能和工业能力的损失。如果这些本土技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不易被捕捉，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故意寻求将这些工作外包，或者我们是否将外包归因于市场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问美国是否有一种隐含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_去工业化_政策，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国家的前景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忆起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同时注意到美国的出口是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奇怪混合。我们可以总结说，经济中以前从未被视为可交易的部门现在已经被我们交易，而美国设计超高端高科技设备的能力仍然强大。与此同时，我们的进口和出口状况都不能称之为健康，因为我们拥有许多不理想的进口依赖。
因此，下一届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无论哪个政党，将是确定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将生产重新引回国内，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如果美国是一家企业，我们会说它在单一供应商关系上过于集中，必须找到多样化的方式，以免在经济上被芬兰化。没有负责任的行为者会选择处于这种情况，也没有成功的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像许多亚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我们需要规范我们的资本和商业机构，以免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地主制、裙带资本主义或灾难。
一代人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追求工业政策，还明确提出了一项地缘战略计划，该计划在国家机构和场所以未翻译的中文宣布，旨在通过在多个技术革命中取得卓越地位来颠覆世界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打算利用贸易作为杠杆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国内政治需求不利于进口成品，而更倾向于进口原材料，以便加工成增值出口。
美国领导人和专家们将这些发展解释为看不见的手的产物，以及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补贴。在某种程度上，这曾经是正确的，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扭转这些危险趋势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一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考虑防御的影响；然而，直到我们也认识到对国家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这项任务才能得到妥善完成。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系统中的缺陷，这些缺陷使我们的机构渴望削弱我们的国家实力和健康。
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在军事工业能力上明显存在不足。显然，这些不足在老经济技术领域，如炮弹制造和造船，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的问题不是无法开发先进的无人机或飞机——我们的问题是无法足够快地制造炮弹（或无人机），尽管像朝鲜这样的被孤立国家却能做到。和平时期与军事生产之间显然存在连续性，因此这应被视为我们在制造能力上存在缺陷的一个标志。
在冷战时期，美国从华沙条约组织获取物流和电信的关键组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从未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苏联没有生产出西方国家想要购买的成品。但如果他们有的话，将其整合到基本社会功能中将被认为是太荒谬而无法认真对待的。然而，我们与中国的长期和平关系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这种不可接受的依赖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话语清楚地表明，对于任何认真的美国观察者来说，与中国的和平只能在我们稳定贸易和恢复实力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必须准备实施一个远远超出临时补贴的再工业化计划，以解决我们最初为何失去工业能力的更大问题。该计划应将关税和豁免作为战略产品和行业的精确工具，但它还必须解决税收、会计和金融规则等更大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反工业的投资环境。最后，该计划必须以重新分配联邦支出为意愿，促进通过美国实力实现世界和平。
过去五年在电信、物流和运输等主要工业类别中发生了巨大的国际重组。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些变化的范围了。是时候让美国人民要求解决方案了。是时候向世界展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贸易和工业模式，以免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被迫投向中国的怀抱，因为我们未能提供替代方案。失败的社会成本，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国外，都将影响到尚未出生的几代人的生活。我们能迎接这个挑战吗？
本文最初发表于 American Affairs 第八卷，第三期（2024年秋季）：3–23.
注释
1 LBC, “中国是威胁吗？安德鲁·马尔质疑中共发言人，” YouTube, 2023年9月12日.
2 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法，" 总统办公室，2020年5月26日。"[我]们已经明显看到，这种方法低估了中国共产党（CCP）限制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改革减缓、停滞或倒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与世界的增加接触并没有导致与美国所希望的以公民为中心、自由开放的秩序的趋同。相反，中国共产党选择利用自由开放的规则基础秩序，并试图重塑国际体系以符合其利益。"
3 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战略方法，” 2–3。“北京没有内化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实践，而是利用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利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其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在没有北京为其企业提供的不公平优势的情况下，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其非市场经济结构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法。”
4 威廉·N·索恩代克 Jr.，《局外人》（波士顿：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21），xii。“辛格尔顿的表现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超过 十二倍 . . . 辛格尔顿与同行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对 资本配置 这一关键但有些神秘领域的掌握. . . .”（原文强调。）
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1960–2024,” Macrotrends, accessed July 18, 2024_.
6 Françoise Lemoine,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开放，” 前景研究中心与国际信息中心，2000年6月11日。该研究发现，在1992年至1998年间，超过8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东南沿海省份。
8 Dan Morgan, Merchants of Gra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通过小麦 . . . 我看到了两个巨大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北美大草原的定居和工业革命，对面包的无尽需求 . . . 到1800年，英格兰是一个依靠煤和小麦运转的国家；面包已成为工业革命的既定食物，成为从农场和村庄转移的人口的主食。英国的磨坊主转向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从巴尔的摩和里士满进口面粉。”（英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9 Andrew Tangel 和 Sharon Terlep, “波音737工厂内部的混乱在门塞爆炸之前，” 华尔街日报, 2024年4月2日.
10 Jennifer Haupt, “波音文化衰退的教训——以及如何恢复，” From Day One, 2022年5月1日.
12 Max Jerneck, “当软预算约束促进创新：科尔奈与熊彼特在日本的相遇，”工业与企业变革 29, no. 6 (2020年12月): 1415–30.
12 Georg Kacher, “北京车展是个成功，但主要是对国内品牌来说，” Car and Driver, 2024年4月26日.
13 “中国从未掌握内燃机，” 经济学人，2020年1月2日。
14 Henry Sanderson, Volt Rush: 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Race to Go Green (New York: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22), 55–59. “在2015年，赣锋购买了西澳大利亚马里昂山矿25%的股份。 . . . 这一步骤点燃了一场新的淘金热，使澳大利亚成为主导锂生产国。 . . . 当时 [一位地质学家] 加入皮尔巴拉时，它还是一只便士股票。但他需要找到融资来建设矿山。 . . . 到了 [2021年] 夏季，随着世界从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皮尔巴拉矿业的股票上涨了超过四百个百分点，使其成为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
15 福特 Model e 部门首席运营官 Marin Gjaja 在 Inside EVs 中引用道：“中国市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参与者将有可能主导全球，除非我们福特和其他 OEM 能够做出回应，”Gjaja 说。“想想所有的资本：人力资本、物理资本、金融资本，这些都融入到构建车辆的生态系统中——这一切都在被大规模颠覆，因为这项技术进展得如此之快。”Patrick George, “日本汽车制造商因电动车竞赛而进入危机模式，” Inside EVs，2024年2月19日。
16 田边静香，“华为在中国推出超快电动车充电器，挑战特斯拉，” 日经亚洲，2024年2月8日。
17 “美国电动车充电端口数量在过去三年中几乎翻了一番，” 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2023年7月17日.
18 “2023年销售、生产和出口结果（1月–12月）,” 丰田, 2024年1月30日.
19 卡塔里娜·布赫霍尔茨, “中国汽车出口持续飙升，电动车份额增长，” 福布斯, 2024年3月28日.
20 Michael Wayland, “美国汽车制造商如通用汽车在中国迅速失去市场份额，曾是增长引擎，” CNBC, 2024年5月6日.
21 李英山，“中国脱钩谈论过度，仍是全球经济的关键，亚洲开发银行表示，” CNBC，2024年2月25日。
22 William Langley 和 Gloria Li, “中国机器人制造商表示保护主义不会阻止其前进，” 金融时报, 2024年4月4日.
23 “中国在机器人创新方面接近领先，新的ITIF分析发现，”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024年3月11日。
24 “政府工作报告：于2024年3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
25 Tanner Greer 和 Nancy Yu, “习相信中国能赢得科学革命，” 外交政策，2024年4月30日。
26 斯科特·罗泽尔和娜塔莉·赫尔，《看不见的中国：城乡差距如何威胁中国的崛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我们的研究表明，南方许多农村社区的40%的学童每天上学时都感染了肠道寄生虫，悄悄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超过30%的农村学生（四到八年级）有视力问题，但没有眼镜。”
27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冷战的‘新’部分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如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秩序安排……如果苏联解体是中国的一个教训，使中国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退则是另一个教训，告诫中国始终要保持战略克制，克服拯救世界的文化虚荣，并始终将战略重点放在国家建设上，不断增强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因为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权力是硬道理。’”姜士恭，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十年”，翻译：大卫·欧文比.
28 Angela Huyue Zhang, “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永远无法在中国复苏，” Time, 2024年5月7日.
29 A. J. Cortese, “中国大学的人工智能雄心有多现实？” Macro Polo, 2023年12月28日.
30 Farah Master, “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出生率创历史新低，” 路透社，2024年1月17日.
31 John Gordon IV 等人，美国的国内趋势, 中国和伊朗 (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RAND公司，2008年)。
32 中国国家统计局，访问日期：2024年2月29日。
33 张，“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永远无法在中国复苏。”